第 111 章 刑庭（六）
《尚書·呂刑》中說：“下刑適重，上服。”
正義疏：“下刑適重者，謂一人之身，輕重二罪俱發，則以重罪而從上服，令之服上罪。”
漢律：“一人有數罪，以重者論之。”
唐律，宋律，乃至如今他們的元律，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同樣是“數罪從重者論之”。
廉希憲道，“各朝各代的法律，都認為一個人犯了好幾個罪，同時或先後被告發之後，應當按照判得最重的那個罪追究其責任。”
這種法律規定，自古以來。
它能被歷朝歷代的帝王和大臣們認可，自有其道理。
“可是在後世的法律規定中，”綦公直的眉頭皺得很緊，“一人犯數罪，數罪同時或先後被發現，他們認為應當對每個罪都進行審判、量刑。”
這個很好理解。
後世的政府認為只要是犯罪，無論罪輕還是罪重、罪多還是罪少，都應當全部被追究刑事責任。
他本心來說，很難判斷哪個更好。
與古今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只是很單純的，因為各有理由，且都說得通。
伯顏道，“但後世也並不是簡單地將各個罪的刑期進行相加。”
姜海藍解釋得很清楚。
數罪中最高的刑期以上，總和刑期以下，由法官來取一箇中間值。
相對來說，這已經算是給了優待。
張文謙道，“這就是先前有一位律師提到的‘罪刑法定’吧。”
無論是現在的“人治”，還是後世的“法治”，都不是簡單、生硬地實行一罪一罰。
忽必烈坐在龍椅上，看著他的大臣們就現在的“數罪俱發”和後世的“數罪併罰”再次展開了激烈討論。
這個引經據典，認為遵從古律，實行“數罪從重者論”；那個滔滔不絕，認為後世的各罪皆判刑但取中間值進行執行更為合適，更能發揮法律的懲戒作用；這個說你們的想法很好但不適合現在，祖宗之法不可變；那個說你們這群老頑固，說著祖宗之法不可變，以後有人出海把土豆紅薯帶回來了你們不要吃；……
他們從一開始的鎮定討論，到言辭逐漸激烈，到冷嘲熱諷、反唇相譏，到有人情不自禁動起手來……
忽必烈：“？？？”
他連忙叫人把打架的大臣拉開。
忽必烈掃過大臣們的目光很是冷峻，他道，“各位愛卿，朕在思考，要不要對我大元的律法進行修改，要不要採用後世‘數罪併罰’這一條……”
他和漢臣不一樣，他對歷朝歷代的法律規定沒有濾鏡、沒有感情。
他只想選擇合適的。
所以……
忽必烈看著似乎還想吵架的大臣們，道，“各位愛卿給朕上道摺子吧，讓朕看看你們的想法。”
有想法的眾大臣：“！！！”
作者有話要說
1、[1]有一些問題本來應該是公訴人唸完起訴人後“一對一”的時候，法官提問被告人，我前面沒寫，都寫在這裡。
舉證質證之後，法官也可以向被告人提問核實問題
法庭辯論中如果發現有問題需要核實，也可以繼續法庭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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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尋芳拿著資料,看著坐在被告席的被告人們，語氣平和地說道，“現在法庭有幾個問題要向被告人核實。”[1]
“被告人xxx,你在本案中獲得了多少違法所得？”肖尋芳問。
被告人1：“23萬多，具體多少我不記得了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是否已退繳違法所得？”
被告人1：“是的，我被抓了以後，我父母幫我向公安機關退了錢。”
肖尋芳：“退了多少？”
被告人1：“13萬。”
肖尋芳：“被告人xx,你庭前是否和公訴機關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？”
被告人2：“是的。”
肖尋芳：你是否是自願簽署的？
被告人2：“我是自願的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是否清楚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法律後果？”
被告人2：“我清楚。”
肖尋芳：“被告人xxx,你是什麼時候到xxx洗浴中心工作的？”
被告人3：“20xx年x月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在洗浴中心做什麼？”
被告人3：“陳x讓我負責收款和籤價格單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是否知道洗浴中心組織婦女從事賣yin活動？”
被告人3：“我知道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知道為什麼還要繼續在裡面做？”
被告人3：“我覺得我就是個收錢的，和我沒有關係。”
肖尋芳：“被告人xxx，你是肢體的二級殘疾？”
被告人4：“是的。”
肖尋芳：“你的肢體，是哪裡？”
被告人4：“我的右手，我以前在工地上做工,從架子上摔下來右手摔斷了。”
……
肖尋芳向十幾個被告人分別提問。
詢問他們是否退繳違法所得以及退繳了多少，詢問他們是否已繳納罰金，詢問他們是否自願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，詢問案件卷宗中一些的一些細節問題，等等。
她問完之後,謝宏春又補充問了幾個問題。
——
北宋位面。
“嗯？”薛居正捏著下巴,望著天幕上正在提問的女法官，面露疑惑，“法官是整個質證階段都可以向被告人提問嗎？”
他們不是一向按流程辦事的嗎？
他們不是很講程序的嗎？
潘美想了想，“這個階段並不是叫舉證質證階段,而是叫法庭調查吧？”
呃,法庭調查？
薛居正略一怔,謝宏春確實提到過這個詞,還不止說過一次。
既然是法庭調查階段,為了調查案情，法官提問多少次都是符合規定的。
因為這是庭審。
必須要在法庭調查中把案件事實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否則將來下了判決書，有人對判決結果不服，告到上面去。上面來查，一旦發現這個案子有模糊不清之處，那今日審案的法官豈不是要負責任？
“我更好奇的是，”王審琦問道，“對案件中不清楚、公訴人舉的所有證據又不足以證實的部分，法官向被告人提問，法官怎麼判斷被告人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？”
若是公訴人提交的證據已經足以證實，想來也不需要通過提問核實了。
可被告人並不是完全老實，被告人口中的話不能全部採信。
那這樣的話，法官要如何判斷，他們在核實案件事實時，被告人是如實交代，還是使用了春秋筆法呢？
趙普道，“如果綜合全案證據仍然不足以認定，那麼法官會採用那個原則吧。”
“原則？”李昉不解。
趙普笑了笑，“你忘了？之前姜海藍提到過的：存疑時有利於被告人原則。”
【存疑時有利於被告人原則，也稱為“疑點利益歸於被告”原則，是指在刑事訴訟中，當事實無法查清時，應依據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進行判決。】
姜海藍當時是這麼說的。
李昉恍然大悟，檢方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認定某個事實，該事實又不利於被告人，那根據存疑時有利於被告人原則，就不能認定被告人做了這件事。
天幕上的法律從業人員可是經常說……